投资笔记

央企之问的商业逻辑

时间:2016-06-03 来源:本站 阅读量:775

作者:冷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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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近期发出央企之问“我们要央企干什么?”基于此,上周经济观察报发表社论《央企之问的历史逻辑》重新梳理了国企改革的初衷和目标方向。不过这里面提到的国企为什么改革的两个前置问题,我们要央企干什么已经说得很清楚,央企的问题是什么(国企分央企和地方国企,我们仅以央企来分析,地方国企同理)却并未完全说透,笔者愿意就这个话题继续探讨下去。

成立央企发展央企的初衷就是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聚焦于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个目标很明确,那么在执行当中央企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先抛开央企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主我谈一下常规的商业逻辑。通常作为一个独立法人的企业,它的主业和发展战略是如何确定的呢?是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定的。通常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盈利性,对经营层的考核也主要是基于盈利。如果这时候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和短期利益产生矛盾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呢?通常这时候就要调整对管理层的考核政策,引导管理层在执行层面要明确主次关系。关系理顺了,经营上就不会出现战略的偏向。

当国家对产业战略性的布局对央企的自身企业发展战略影响非常大的时,央企更像事业部也非独立经营的子公司。所以在此大格局下,央企的问题就不再仅仅是央企的问题,而更多是大股东国资委和产业政策制定的部门如何科学合理引导政策的问题。就像某些央企前几年大搞房地产,为什么?主业亏损,而利用央企的信用解决资金很方便,跟地方政府协调拿地也很方便,放着现成的钱不挣(尤其是在主业步履维艰的时候)对一般企业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央企的发展既要讲政治也要尊重商业规律。

再举一个例子,近些年金融市场的效率始终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现象屡屡出现,根本上也是出在对央企的政策引导上。做融资的大家都知道一个词叫通道业务,通道业务就是利用僵化体制的空隙发展起来的中间业务。通道业务的规模有多大?不夸张的说,信托业整个十几万亿的规模大半是银行保险资金出来的通道业务。原本银行保险的业务分流了,信托都忙着挣快钱主业也偏离了,甚至后来证券、基金、保险资管各种平台都加入到了通道业务大战,不少央企也利用自身融资优势从银行融资再通过通道放出去,真正需要资金的实体融资成本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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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产业政策上、金融政策、科技创新政策、新产业布局上中央一直有明确导向,但是在政策细则的科学有效性还存在很大不足。形而上学一刀切的政策往往使企业左右为难,一些央企领导往往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一肚子苦水。

这个问题以前很严重,当下更严重。在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都面临着巨大变革。传统的行业主力逐步被新型平台经济体所替代,这时候起到排头兵作用的还是传统的央企吗?零售、传媒、能源、汽车、生活服务等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波及的行业越来越多。一个新型平台经济体甚至可以出台自己的产业政策。难道我们不能主动地以央企为核心打造新型平台经济吗?没有科学清晰的产业政策做指引,仅仅是概念性地层层传达,到执行单位就会无所适从。什么是主业?传统的主业结构是什么?未来的主业结构是什么?什么是创新?什么是偏离主业?傅成玉在中石化推行改革的时候就遇到很多这样的疑问。而且很多央企都会有,很多比能源行业还要严重得多。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到上面提到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的指引上都会遇到不科学不细致缺乏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我们要解决央企的问题,国企的问题,首先要在相关的政策指引上下功夫,当我们的政策指引能够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引领市场前进的时候,我们的央企排头兵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反之,当我们的政策指引偏离了经济发展规律的时候,商业的逻辑、市场的力量就会引导这些行业主力逐渐偏离航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附:

《央企之问的历史逻辑》    来源:经济观察报

导语:“我们要央企干什么?”李克强总理这一问显然适用于所有国企。如果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算起,持续20余年的改革,就是通过实践不断回答这一问题的进程。

上周,人民日报刊文《坚定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此前半月,李克强总理开列央企改革任务清单,旨在“瘦身健体”的攻坚之战正式鸣枪。李总理历数“有些央企,主业虽然盈利,但副业几乎把主业‘吃’掉了,国有资产几乎被‘啃光’了!还有一些央企是反过来,副业做得很强,真正的主业却严重亏损。”他如此发问:“我们要央企干什么?”

李克强总理这一问显然适用于所有国企。这是一个跨世纪之问。如果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算起,持续20余年的改革,就是通过实践不断回答这一问题的进程。李克强总理说,目前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仍然存在主业不强、冗员多、效率低,尤其是管理和法人层级多、子企业数量庞大等突出问题。如果考虑到自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时,做强做大主业的目标即相当清晰,这也说明改革路途之艰,关键领域突破之难。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就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提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与之相呼应,民营经济则从起初“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

以央企而论,针对有企业为规模而规模,贪大求全的情形,在为每家企业确定主业的同时,国资委还力主央企从一些领域退出,并加快央企间的重组整合,以提升国有经济“带动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在房地产领域,国资委曾先后规定21家央企可将房地产作为主业,78家有房地产业务的央企被限令逐步退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国资委显然明了,当国有投资如撒胡椒面一般,大面积分散于各个领域时,就很难聚焦于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应当承认,这几年民营企业遇到的投资“没门”,“不知道门在哪儿”的情况,与此也大有干系。

李克强总理的央企之问,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傅成玉任上打响了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枪,其时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尚未公布。这位因此颇受争议的操刀者曾有此一问:“国企为什么改革,国企的问题是什么”。卸任后接受记者采访,他说:“习近平总书记讲,国企改革要先讲问题,再想办法。但现在有点反过来了,到处都是药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总理李克强总理和曾经的央企领导人傅成玉,他们各自提出的问题,却可以看做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应该说,只有准确地回答了“我们要央企干什么”,才能有的放矢问诊央企和国企,进而回答“国企的问题是什么”,只有讲清楚问题,才有可能为“国企为什么改革”寻求最大共识。这时候,李荣融的委屈之问也就有了答案。这位国资委首任掌门人以“做不到行业前三名,就给你找婆家”的果决,主导了央企的首轮重组整合。卸任后,他却也如此陈说:“国企亏损时挨骂,为什么国企赚钱了还挨骂?”

当下,面对地方在化解“僵尸企业”时只愿意卖给国企,“宁可冰棍化掉,也不让别人吃掉”的怪现状,“国企三问”收获什么样的回答,决定了现实可能的走向和脉动。对于去产能、去杠杆处在关键期,急需提振民间投资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个答案同样重要。当李克强总理说:“我们要央企干什么?不是为了和民营企业抢饭碗,而是要在基础行业、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下功夫,要真正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时候,我们不仅期待穿越时光隧道的国企之问可以划上一个句号,我们还期待一个新的改革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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